引言非洲现代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殖民的产物，同时也必然是反殖民的产物，这双重的特点决定了非洲文学写作和研究的方向。-90年代，非洲作家积极参与了“什么是非洲文学”的讨论，这些讨论涉及了一系列非洲文学的根本命题：非洲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的社会功能、作家与读者的关系、文学与政治、语言问题，等等。恐怕没有谁比非洲作家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更有发言权了，因为这是他们在日常写作中时时感受到的问题。作为新崛起的非洲知识精英群体，他们有责任回答这些问题，在回答的过程中，作家们的自我意识逐渐形成。以这样的方式写作和思考文学的时代，我们称之为批评的时代。在批评的时代，文学研究是在西方研究者和非洲作家的对话中进行的，作家对文学批评的每一次介入都是下一个创作的序曲，而每一次作品的完成又带来对非洲文学本质的新的思考。批评和创作处于积极的互动之中，彼此投影于对方，相互言说，文学写作和研究之间没有篱墙，言说非洲文学的权力没有旁落到西方，尽管也无法摆脱西方。在这一时期，非洲文学肩负启蒙和革命的双重任务。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至少从年代开始，现代非洲文学就受到全球左翼文化的深刻影响。举例来说，如下历史因素对理解非洲文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年代在法国出现的“黑人性运动”是现代非洲文化民族主义的肇始，这个运动的领导者表示，他们从未将黑人解放的希望寄托于西方右翼身上；二战后东方国家的独立极大推动了非洲民族主义的产生；-60年代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和黑人艺术运动为非洲培养了大批思想家和艺术家；亚非作家协会等第三世界作家合作组织将非洲最重要的思想运动——泛非主义运动——与国际主义思想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文学方案”对于从年代开始独立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影响深刻，等等。这些事件为批评的时代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物质基础，保证了非洲人所理解的“文学”远远大于西方对于文学的理解，这不仅指非洲作家强调文学改造社会的功能，更是指在本质上，这个时期的文学乃是一种非洲意义上的“人民文学”：它渴求与广大的人民（农民、工人）的结合，而不只限于成为都市受教育的中产阶级的读物和市民社会里公共讨论空间的一部分。年代，非洲经历了民主化和全球化大潮。在文学领域，作家回归了市场，研究交给了专家，批评的时代戛然而止，理论的时代拉开帷幕。在理论的时代，“非洲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已经无关紧要，甚至连“非洲是什么”的问题也已无关紧要，全球化用全球的问题取代了“民族的问题”（nationalquestion）。这个时期的非洲文学研究进入了立足于“后民族国家”模式的“后殖民研究”：身份政治、杂糅、改写、生态批评、动物主义、同性恋、文化研究等纷纷登场，打造了一个具有多重理论姿态的非洲文学研究。在这种专业化的研究中，作家难以置喙，因此也就自缄其口。年代之前争论的艺术本体问题已无人问津，作家意图变得无关紧要。今天，文本变成专家施展理论才华的舞台，过去非洲文学所承载的社会功能正在降低：非洲文学从昔日的载道文学渐次变成公民社会的一种消费产品，转售于世界文化市场中。但是，正是在西方研究看不见的地方，隐藏着“批评时代”宝贵的文化遗产：当下，非洲许多作品依然保存着对“人民”的想象，许多作家依然生活在民众之间，他们形成了主流文学之外的文学创作的地下河流，他们代表着文学领域反殖的最坚固的力量。这是西方主流的非洲文学研究忽视的东西，却是非洲文学研究真正的方向。只有深沉蕴含着反殖民力量的文学和文学行动才预示着非洲文学的未来。本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在批评时代中出现的两种“人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第二部分讨论年代之后非洲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

批评时代与民族问题

（一）过去60年非洲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历史条件的变化在西方，年代才开始出现系统化、专业化的非洲文学研究，推动这种进展的是非洲的独立解放运动和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年代之前，在非洲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功能主义为方法论的人类学研究，这种学说主要是为西方（尤其是英国）的间接统治服务的，研究对象是非洲部落的社会组织形态和政治功能。到了年代，法国学者率先打破这种研究格局，引入社会学，由此极大改变了非洲研究的基本方法。这种社会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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