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建构：世界艺术中的肖像画

世界各地肖像画大体有三种表现方式：再现性、通用性和象征性。西方艺术以再现为主要特征，肖像画多强调外观的肖似。长期以来，因为形似透镜的原因，非西方国家如中国、日本等国使用的通用肖像表现，以及非洲名字标注、服饰和语境等宣示身份和刻画人物的策略，都得不到西方的认可。然而，全球化的加剧和话语的拓展，导致西方文化中艺术的边界发生变化，非西方肖像的表现准则构成了西方肖像画新范式形成的基础。

关键词：身份建构；文化认同；世界艺术；跨文化；肖像画

文章编号：-（）01--13中图分类号：J文献标识码：A

作者：让·M.博加蒂，曾任教于美国克拉克大学，现为非洲、黑人大西洋、太平洋和美洲原住民艺术史自由讲师。

译者：刘翔宇，博士，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邮编：

如果我们将肖像画理解为特定人物通过物品标识出来的指示性符号，那么它的历史就如同杰利科（巴勒斯坦乡村）一样古老，那儿发掘出公元前年的各种头盖骨，而且这些物品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从许多家族树立起带有名字图形的祖先图腾柱的伊里安查亚（印度尼西亚一省），到墓碑上带有逝者视觉生平的马达加斯加的安塔诺西；从逼真生动的陶器（大约公元年）记录个人生卒的秘鲁莫契到16世纪明朝的中国，后者以逼真地再现面部和服饰见长的祖先、教师和牧师肖像画，通过背景中的线索而非人像本身来表达身份的非正式画像相竞风流。

无论是具象的或是观念性的，肖像画都表现特定的人群，都源自记忆与被记忆的共同动机，不管是出于个人或政治、礼仪还是社会性的原因。毫无疑问，16世纪的宫廷圈里，“艺术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充当‘防止遗忘的武器’”，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古典时期的资料证据。当纽约画廊老板霍利·所罗门看到沃霍尔给她画的九宫格肖像画时，她惊叹道：“哦，我的天啊，真是太神奇了！……在我去世之后很久……这幅肖像画还会依然悬挂在那儿。”在谈及婶母的纪念性面具时，非洲女性IyawoObamina说“它们给了我们以历史”。类似地，公元年的一位日本边防战士写的一首诗：“若有空暇，我会画一张宝贝老婆的画像……看着它，就会想起我的爱人”，也突显了肖像与记忆的关系，这与布塔德斯的传奇和他女儿画的心上人的剪影之间的关系有着令人惊奇的相似之处。由普林尼记述的这一传奇，被认为是西方肖像画的起源。这一记述和本文中的诸多例子都表明，记忆的功能和动机广泛存在于世界各文化的肖像画中。

一、身份的建构

但是，取决于特定时期和地域的个人主义概念、审美趣味以及许多社会和礼仪信仰，不同文化间身份的构建及唤起在场感的方式各有差异。尽管如此，对不同文化和不同时期肖像画的研究表明，大体存在三种图像类别。首先，最为广泛的是利用财富和地位属性来识别而不是追求与刻画人物外在形似的通用图像再现方式。其次，许多文化中使用象征性肖像，通过各种联想特性，如场所、衣物，以及文字传统即以首字母缩略语或众所周知的形式表达人物名字的视觉参照，以唤起人们对这一人物的回忆。最后，肖像画还包括基于形似的作品，这种作品是艺术家与刻画人物之间的直面接触，或是对刻画人物死后的肖像画进行临摹的结果。这三种肖像画，即通用的、象征的、再现性的，彼此之间并不相互排斥。

（一）形似透镜的辨识策略

异质的外在形似、名字、服饰和语境，都是肖像画中用以宣示身份和刻画人物的策略。由于外在形似是历史上西方艺术中最受欢迎的策略，形似透镜折射了西方话语中的关于肖像画主题的所有观点。外在形似的说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文化中与肖像画相关的通用图像与后文艺复兴欧洲的特质化具象图像的显著差异，是与人们对通用图像不可以太具体和细节化，具象图像必须要具体而明确这一观点较高的接受度密切相关的。尽管可能存在相反的证据，但我们的眼睛会让我们相信这一点。

中国祖先肖像画的脸部刻画表现出精心的写实性，这让我们很容易认为这些图像是对真人相貌的逼真刻画。然而，我们知道，中国的职业肖像画家却是利用了预先构思好的“形似”，以维持人们认为这些肖像画是与真人形貌相一致的错觉，即使具体场所（宅院或寺庙）、画上的题跋或是带有祖先名字的灵位会提供真实的身份证明。类似地，罗马的写实肖像画中布满皱纹的额头、光秃的头部和凹陷的面颊，是刻画一个负责任的一家之主形象的惯常做法，并不一定是根据刻画人物的真实形象来塑造的。当然，这些都是相

当可信的肖像画，正如尼日利亚12世纪约鲁巴伊费城那些自然主义的陶俑和青铜头像。我们不难相信它们的确再现了真实的人物，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然而，将高度程式化的叫作ereibeji的约鲁巴双胞胎的纪念性肖像看作是对个人的真实描绘，就要困难得多，虽然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他们描绘的的确是真实人物。如今在双胞胎神龛中使用照片来代替雕塑只是表明了纪念雕塑与刻画人物的等值关系。

那么，要确定不同文化中这一题材的共同点，首先要区分作为描绘方式即艺术惯例的写实主义和作为肖像画一个方面的描述；其次，取决于识别作品对预期受众唤起回忆的品质，不管这种唤起是以何种方式来实现。西方文化强调个人身份，西方艺术以再现为主要特征，肖像画的原则是强调外观的相似性，体现了可以通过特质化的面部特征和表情来表现人物个性的观念。因此，我们将没有名字标识但具象再现的图像视为肖像，不管是否有证据为它们提供具体的身份证明，因此也就创作出历史人物的想象性肖像，见证了哈佛广场上约翰·哈佛的雕像。

（二）社会角色作为辨识的策略

世界其他大多数区域都强调社会身份，一种更为泛化的美学，并强调构建与表达个人身份的各种惯例。例如，在日本传统中，写生素描给最终成型的理想化图像增添了真实性，写生素描画得越多，肖像画就越能够表现某个个体。然而，肖像画的目的既非为逼真再现，也不是为了描绘刻画对象的内在精神；反而，肖像画意在歌颂个人的成就，“任何值得绘制肖像画的人都配得上被赋予完美的外貌与特征”。

非洲的审美是泛化的，大都强调典型的表情和举止。有个故事解释了尼日利亚贝宁市不同艺术家联盟的相对等级，让我们了解了非洲人对于肖像画中逼真再现的排斥。一直到15世纪中期的ObaEwuare王国之前，与那些资深但写实的象牙雕刻家相比，那些自命不凡且理想化的铸铜匠更受到偏爱。这个故事表明，非洲人不太喜欢对肖像的写实再现。只有在很少情况下，外貌的相似性才被认为赋予传统非洲肖像以个性；即使在如此情境下，这些图像常常会根据特定时期和地点的审美被理想化地描绘或改变。

（三）名字作为辨识的策略

名字标注是世界各地辨识肖像画中人物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非洲和其他没有文字的社会，特定的名字标注对于赋予某个肖像以具体身份是极为重要的。在15世纪以后的西方，在图像上标注名字以增加其本真性的做法非常普遍，无论是题写在画面，或是附在画框上。类似地，日本和中国的肖像画中也因不同时期的题跋而包含了“合法的身份图像志”，而在玛雅文化中，通过赋予通用图像以名字和历史，雕刻符号和名字将通用图像变成了具体的个人肖像。

尤其在没有文字的社会，名字和语境能够激发记忆，唤起而非模仿了一种在场感。尽管冒着离题的风险，我认为有必要在此指出，记忆在西方和非西方有着不同的历史。最近的研究表明，跟肖像画一样，记忆也是一种文化建构。在非西方文化中，记忆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活态的、总是存在的相互作用的过程而不是复制，正如非洲和大洋洲的肖像人物和面具是对人物的表征而非复制。

名字用以标识具体图像的能力与它在特定文化中的重要性有着关系。在许多非洲文化中，名字构成了人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将个人置于社会情境中并赋予他以历史真实。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刚果人一样，传统的尼日利亚约鲁巴人的名字也是以他们的身世为基础的。中国文化也有同样的情况，“识别”某个人指的是知晓他或她的名字，虽然女性通常没有名字—只是按出生顺序或婚姻状况进行标识，而只有男性的名字一直记录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中。

玛琳·史翠珊

转载请注明:http://www.qianxuesenwl.com/gmlly/228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