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转折中的精神守望

——从栏目设置看《花城》四十年的变道与常道

作者陈培浩

选自《花城》年第4期，责编杜小烨，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购买纸刊。

年4月《花城》文艺丛刊在广州创刊。在—年的特殊历史时期，全国的文学刊物只剩下《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北京文艺》等几家。如《花城》原主编范汉生所言：“从年粉碎‘四人帮’到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文艺由于它天然的敏感性，走在了冲破禁锢的前面。”年《广州文艺》复刊，为广东文学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年《十月》杂志创刊；年《收获》复刊、《当代》创刊。这些构成了年《花城》创刊的大背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花城》史话，早在十年前就由范汉生、田瑛二位先生述之甚详。《花城》创刊四十周年之际再回首，我试图把《花城》放在当代文学的背景中，梳理《花城》与变动倾斜的当代文学场之间的密切交互，从栏目设置这一视角辨认《花城》的变道与常道；也借此透视文学期刊在当代文学场域中功能的转变，追问媒体爆炸时代纯文学期刊何为这一宏大而峻切的命题。

栏目设置是刊物编辑策略的直接体现，从中可以发见编辑的文学立场、价值偏向、现实感以至于编辑策略和智慧。甚至不妨将“栏目设置”视为一份刊物前进的“方向盘”和“探照灯”，它驱使刊物绕过路障，在缺乏地图指引的文学现场左冲右突，找到一定阶段内直道而行的可能性。创造性的栏目设置，就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文学策划，考验着办刊者对文学现场的判断力和预见性，甚至会影响一时风尚，扮演着为进行时态的文学现场建立路标的功能。这方面的典范如20世纪80年代《收获》的“实验文本”和年《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栏目。创造性的栏目往往补存量之不足，使隐秘的存在突然被照亮，又标示了鲜明的指引，召唤着某类新质的持续涌现。由于五四以来“新文学”观念对西方文类四分法的引进，建国以后很多综合性文学刊物多采用“小说”“诗歌”“散文”“剧本”的分类框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会增加诸如“报告文学”“电影文学”“纪实文学”等栏目。对于刊物来说，栏目设置事实是编辑上的元话语，甚至比编者的话、编者按、编后记等说出的话更具有框架性意义。一般而言，一份刊物，栏目设置越少，甚至于完全取消栏目，说明编辑的表达欲越低，提示着无话可说或谨慎行事等复杂的态度；反之亦然。栏目设置虽不是越多越好，但栏目多样化至少说明了编辑表达欲得到了激发和释放，这往往发生于鲜明文学转折的时代。

▲创刊号封面

《花城》文艺丛刊创刊号发行于年4月。这不仅是“百废待兴”的时代，更是被压抑多年的无数细微之声要在文学处寻找共振频道的时代，散落在四面八方的创伤要集合成此时的长歌当哭。不难理解当时办刊者的激动，那是一种个体的创造力终于与重大历史时刻相逢的激动。《花城》创刊号一共设了“小说”“电影文学”“散文”“怀念与思考”“诗歌”“香港通讯”“海外风信”“外国文学”“花城论坛”“访问记”“美术”十一个栏目。除了“小说”“散文”“诗歌”等常规栏目外，其他栏目颇见出编辑内心涌动的话。这些栏目设置也构成了《花城》从草创到80年代中期的基本格局。

▲创刊号刊载

华夏《被囚的普罗米修斯》

草创期的《花城》，在内容上跟当时风行全国的“伤痕”话语形成强烈共振。甚至于，初生的《花城》更大胆，更努力寻求某种爆炸效应。创刊号头条用的是华夏的中篇小说《被囚的普罗米修斯》。华夏原名桑逢康，任职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小说以“四五运动”中被抓进监狱的周斯强为主角，讲述他与海燕在时代风浪中的爱情，将政治反思寓于海燕对受难英雄的爱情坚守中。艺术上较为粗糙直露，但恰恰是这种近于宣泄的直抒和控诉甚能引动时人的情感脉搏。《被囚的普罗米修斯》最初被《十月》退稿，转到《花城》，被放在创刊号头条推出，产生了较大反响。这颇能见出当时编辑的立场。事实上，不独这篇直接以“伤痕”为题材的小说，创刊之初的《花城》，几乎所有类型的作品都跳动着相同的反思脉搏。如首期黄永玉的诗《曾有过那个时候》：“人们偷偷地诅咒/又暗暗伤心，/躺在凄凉的床上叹息，/也谛听着隔壁的人/在低声哭泣//一列火车就是一列车不幸，/家家户户都为莫名的灾祸担心，/最老实的百姓骂出最怨毒的话，/最能唱的人却叫不出声音。”散文及评论文章也以各种方式呼应着政治反思的合奏。

把夏衍的《忆谷柳——重印〈虾球传〉代序》放在“怀念与思考”这个栏目，而不是一般性地归入“散文”或“评论”中，关键就在于要传递反思。夏衍文章的要旨也在于点出“要是在过去的岁月中能有十年、八年安定团结的局面，让黄谷柳那样的作家都能够心情舒畅地挥动他们的彩笔，那么在新中国的艺苑中能出现怎样奇花争艳的景象呵”！不得不说，伤痕及其反思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是最大程度联结作者、编辑、读者的时代声音，初生的《花城》汇入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思潮中。稍为遗憾的是，《花城》并未提供更别样的反思之声。在历史视野中，优秀文学不仅应提供与时人同步的汹涌控诉，更应提供关于历史和苦难的复杂思辨。不过这对于在历史转折关口心潮澎湃、五味杂陈的当事人而言无疑是责备求全了。客观地说，刚刚创刊的《花城》无疑是秉持了立场高于名家的策略。虽则千方百计邀约了诸如欧阳山、夏衍、秦牧、姚雪垠、王西彦等名家作品，但又将华夏、刘心武等作家的反思性作品放在重要位置，而且不薄新人，推出当时的青年作家林贤治的诗作。

▲创刊号刊载

杰克·伦敦《断层之南》

《花城》一创刊就具有非常鲜明的“开窗”意识。所谓“开窗”是指为压抑封闭了太久的文坛引来外面的文艺风尚，以提供文艺资讯、开拓文艺视野，这在栏目设置上非常清晰地显示出来。如“外国文学”栏目从首期就推出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断层之南》，之后陆续推出了美国杜鲁曼·卡波特、小库特·冯尼格、费利普·K.狄克；苏俄马耶可夫斯基、蒲宁；英国格兰姆·格林、阿加莎·克里斯蒂；法国雅克·普列维尔等作家的译介。从年第二期开始，不满足于译介作家作品，增设了“流派鉴赏”栏目，不定期推出了印象主义、后期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派、“垮掉的一代”、新新闻主义、非虚构小说等流派。早期，在译介外国作品时，还主要侧重于“现实主义”及无产阶级斗争题材。如首期推出杰克·伦敦的《断层之南》，译者余杰就在译后记中强调“在杰克·伦敦早期的若干作品中，描写过工人和工人运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情况，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断层之南》就是这样一些作品之一。”这里不无小心地为“资产阶级作家”杰克·伦敦的出场提供某种合法性依据，但后面介绍的作家显然更加多样化，也更多“现代主义”谱系的作品，甚至纳入了被视为通俗作家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及费利普·K.狄克的科幻小说作品。在资讯并不发达的新时期文学之初，《花城》这种“开窗”的探索无疑为中国读者吸纳外国文学资源做出了贡献。年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花城》迅速刊出了马尔克斯的获奖演讲，并在“流派鉴赏”栏目推出“魔幻现实主义”，介绍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朱伟也说“当时最时髦的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而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而这篇作品的汉语译作正是《花城》首推，日后“魔幻现实主义”成为对中国当代作家影响至深的艺术手法，受此影响甚深的莫言也于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解了中国读者长久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然而新世纪文学之果还需回到80年代种下的文学之因中。《花城》于此也有筚路蓝缕、推波助澜之功。

▲《花城》年第3期刊载

马尔克斯的获奖演讲

“开窗”还包括在栏目上设置“香港通讯”“海外风信”等栏目，“香港通讯”介绍港澳台及东南亚文学情况，是20世纪80年代国内刊物最早专栏介绍港澳台及东南亚文学的。80年代中期以后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开始崛起，《花城》发挥了地理优势，领了风气之先。“海外风信”栏目则由到国外游历的作家、艺术家撰文介绍当地风土人情，类似于游记。这在当年是非常让读者开眼界的。从第一期开始，这个栏目推出了华嘉、林墉、王维宝、彦火、夏易、叶君健、贺季生、李惠英、东瑞等作家介绍曼谷、巴基斯坦、日本、菲律宾、爱瓦奥州、尼斯、瑞士、喀麦隆、哥本哈根、意大利、新加坡等地的作品。“海外风信”使《花城》获得跟当时一般刊物不同的“洋气”，年元旦在北京举行的《花城》座谈会上，这种“洋气”得到了不少与会者的肯定。邓友梅说《花城》“接近海外，它有点像当年的丝绸之路”；李陀则直接希望“《花城》办得洋一点”。李陀的观点虽然受到浩然的反对（“《花城》的洋，已经够了”），却得到了当年的青年学者洪子诚的力挺（“我也主张《花城》再洋些”）。利用区位优势，对港澳台、东南亚以至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文学前沿和审美风尚进行介绍，这是《花城》创刊之初就开始的，并在日后几十年一直坚持下来，成为《花城》的重要传统，也成了新世纪《花城》“蓝色东欧”译介项目的精神源头。

▲《花城》年第4期[海外风信]栏目

林墉《清真之行——再访巴基斯坦》

80年代《花城》推出了不少影响巨大的叙事文学作品，如“电影文学”推出了毕比成的《庐山恋》（《花城》文艺丛刊第4期，年1月），该作品拍成电影于年上映后轰动全国，成为当代电影经典。“小说”栏目，发表了当时已是全国名家的王蒙、陆文夫、高晓生、刘绍棠等作家的作品。作为《花城》的老朋友，王蒙80年代在这里发表了七篇短篇小说，另有二篇访谈或对话；发表了当年声名鹊起的作家刘心武、叶蔚林、陈国凯、陈建功、蒋子龙等作家的小说；发表了后来影响巨大，当年尚属青年作家的张洁、郑义、史铁生、周梅森、赵本夫、方方、莫言、苏童、严歌苓、陈村、梁晓声等作家的作品；通过“作品争鸣”发表了在当时就引起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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